2018已行至过半，年初的被市场担忧的一些“不确定”逐渐确定，尤其是仍处升级中的中美贸易间紧张关系和内部宏观政策的变化，对于下半年乃至未来2年均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务之急是在经济韧性的保护下，加快改革开放进程，尽快重新找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新增长点和抓手。

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遂将中美关系从奥巴马时期的“竞争合作”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就双方的贸易平衡和市场开放问题向中国发难，而且还极力主导修改贸易规则。鉴于双方分歧巨大且沟通机制不畅，致使双方经贸关系紧张程度持续上升，日前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杜大伟预计中美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最早也要等到2019年，即便中美重启沟通对话，但在中美间新型大国关系的确立之前，双方将呈现边打边谈的持久战状态，相应年初关于中美关系不确定的担忧已逐渐清晰为短期内继续紧张的确定，由此必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产生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的经济展望就提出“美国最近宣布和预期采取的提高关税政策及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可能使经济复苏进程脱轨。”

今年以来，虽然实体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改善，但受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年初以来已有近300亿的债券出现违约）、股指波动剧烈（7月6日美国关税措施生效当天，上证综指一度跌至2691）等因素影响，均大幅提升了实体企业直接融资难度，截止6月末实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仅为14%，低评级民营企业已很难通过债券进行融资，“融资难、融资贵”矛盾再度凸显；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规范力度持续强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呈现显化的势头；另外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家庭居民的债务余额近40万亿，占GDP比重也近50%。因此，当局部融资环境恶化一旦演化为全社会信用链条脆弱性的上升，势必会影响金融部门资产质量，系统性风险也将上升。近期部分地区的多家农商行已经出现不良率大幅上升，有的甚至已接近30%，核心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有的甚至已降至-1.36%。所以7月23日的国常会对积极财政和中性货币政策内容相机抉择地进行了微调，尤其是将“去杠杆”转为“稳杠杆”，显示年初市场对宏观政策调整的预期已经落地。

伴随上述两个“不确定”的确定，相信后市微观经济主体和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一定会随之而动，由此也带来新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前期去杠杆成果的前功尽弃，经济运行重回“债务推动”的老路。既然我们已经确立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近期虽因一些短期因素需要我们作出微调，但长期而言，因模式调整带来的阵痛和成本，我们是必须承担的，即便是要承受很大社会压力（可能要过几年紧日子），当然这个决心不好下，但“成长就会有烦恼”，“天下更没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