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天猫单日销售额又创了新高，这一次是一举突破千亿大关至1207亿元。回望2009年创办之初，天猫的前身淘宝商城单日销售额仅0.5亿元，而如果把过去八个“双十一”的销售额累计起来，则高达3293亿元，已经超过了宁夏、青海和西藏三个省（自治区）一年的GDP。毋庸置疑，以淘宝为首的电商在今日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门很大的生意了。

　　与野蛮生长的电商生意相比，近年来零售业实体店的生意可谓是惨淡经营，而且日子越来越难。举一个数据，2016年上半年，在单体百货、购物中心以及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业态中，22家公司共关闭了41家店铺，其中百货与购物中心15家，歇业店铺的营业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而且被关店铺持续经营时间平均近7年，其中百货与购物中心则为9年。可见越来越多昔日不错的正规军加入到倒闭潮中。而今年5月初，北京交通大学、阿里研究院和菜鸟网络联合发布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从事社会化电商物流行业的有203.3万人。要知道，2009年这个就业数据还不足50万。

　　两个生意对比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最起码零售及服务业（实际还不止）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家里长辈告诉我的一句话“行商不如坐商，坐商不如立业”，如今的生意经怎么也和这条经验对不上了。为此我产生了几个疑惑：

　　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双十一”的节日营销无可厚非，但节日是不是能当日子过呢？要承认，连创新高的“双十一”数据确实充分展现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但这个潜力只是单日最大能力，能持续吗？就好比一顿饭吃三天的量，随后三个月可能会是消化不良，到头来总饭量可能还是下降的。当然这个比喻有些武断了。

　　现在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升级究竟是好还是坏呢？众所周知，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相应地，工业化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现在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正是要发挥前期好不容易积累下的劳动力素质的时刻，但就业结构出人意料的调整，会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呢？

　　再者，提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一直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交易被搬到了互联网上，居民消费模式由过去的亲自挑选逐渐变为依靠外卖。至今我仍无法想象未来大街上只有美容店和少量饭馆（因为吃外卖的越来越多）是什么样的情景。还有，当前的电商大发展背后，商品在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面临的法规、市场约束、监管是一样的吗？如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合理吗？是否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呢？

　　我这一连串问题既不是提给电商的，也不是提给淘宝等平台的，而是提给宏观层的。归纳起来，核心内容就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中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变化，宏观层究竟该如何“为”呢？

　　除了上述因劳动力要素配置变化带来的疑惑之外，近期有关资本要素的金融领域变化，也有很多让我看不懂的地方。例如，当下国内有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发展普惠金融，实施精准扶贫”，由此围绕涉农、小微企业、创业担保、助学、民贸民品、康复扶贫等融资内容，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推动。就宣传口号和政策内容而言，普惠金融基本是围绕着金融公平推进的。此点作为政府广义范畴的公共服务无可厚非，但如果以此来要求商业机构配合，恐怕就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因为，无论你给金融穿上几层马甲，它依然属于资源配置范畴。既然是配置，就一定要讲求效率。因为资金之所以能完成惊险一跳成为资本，就是有逐利性作为支撑，而金融的本意正是协助完成这一跳。由此，商业机构对普惠金融的理解就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相应地，政府就不能一味地要求商业机构从社会责任出发，实施以公平为首要诉求、以扶贫为主旨的金融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普惠金融只能是纸上普惠、文件普惠。因为商业机构是要念生意经的。而目前技术手段的进步，已经完全能够让普惠金融回到资源配置效率层面上来，即依靠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手段，实现金融的普，即完成资源配置层面的跳跃；依靠金融创新实现金融的惠，即完成效率配置层面的跳跃。

　　但在现实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不少不遵从资源配置导向的政策在实施。那么，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中资金要素的配置变化，宏观层究竟又该如何“为”呢？

　　带着这两个问题反观当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诸如产能过剩、通货紧缩、高杠杆、高库存等经济难点依然是被热议的话题，宏观层也都很重视，虽然已经提出了“一带一路”、双创等思路，但实际效果远不及预期。微观经济层面普遍的反映是，这些顶层设计无法落地，原因最后落在了“没人干活”，以至于原地打转，很苦闷，很焦虑。

　　究其根源，我想可能是说起来很空、很虚的一句话：生意组成经济，但经济管理工作决不能用生意思维。而上至庙堂，下到江湖都谈生意经的宏调模式，也许对小国有用，但对大国而言，其结果一定是无的放矢，原地打转。

　　例如，上文中述及的劳动力由惨淡之处向兴旺之所的转移，看似是一本不错的生意经，可是政府能念这本生意经吗？或者鼓励念这本生意经吗？

　　再如，上文述及金融普惠，依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解放，明明是可以讲效率、应该讲效率的地方，但出于公平的考虑（甚至是受到某些民粹思维的影响），还要坚持扶贫的普惠金融思维。这样的生意经是不是要反思呢？因为说穿了，效率的持续提升才是公平最为有力的保障，有效率提高，各方积极性才相对容易调动起来。

　　所以，在微观层面按市场规律办事、凡事都要评估是否有持续现金流的商业模式，是本不错的生意经，但对宏观层面而言，则要辩证地看。例如，“落后就要挨打”、“发展就是硬道理”、“办银行就要办成世界银行”等等，均不是微观层面的小生意经，而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大生意经”。再如，经济运行的重要一个内容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结合问题，实际上说的就是投资问题，谈投资就必须讲回报，但是这个回报需要辩证客观地分期限看待，有些长期限的、战略性的投资是需要眼光的，而此眼光绝不是单纯靠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法就能具备的。

　　所以，经济管理绝不单纯是生意经，而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